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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由於雙方歷任政府及官員之低調守諾，逐漸累積信賴，官方接觸的限制已有若干放寬。自民國100年，我已能在雙橡園辦理國慶酒會；國防部副部長楊念祖進入五角大廈，與當時的副部長卡特會晤；我參謀總長嚴德發與海軍司令李喜明獲邀觀禮太平洋司令哈里斯布達儀式等。美國經歷20年前台海飛彈危機之後，基於本身的利益，開始強化與我國軍事交流，逐漸從斷交後的軍事採購為主，轉向全方位軍事交流推進。多年來，從國防組織改革、軍事戰備演訓，到軍校師生交流，互動的質與量均有可觀的進展。台、美軍事交流，雙方越低調，越不上新聞版面，越沒有政治操作，實質進展的空間就越大，我們實際的獲益就越多。此次新《國防授權法》簽署生效後，使得台、美軍事交流層級有提升的機會，敏感政治意義更將浮現。對此，我們尤應虛心地評估美、中兩強關係的變化，有策略地審視兩軍合作機會，深入地勤做功課，方可不負雙方多年的努力。關於提升台、美軍事交流，我們必須有三項基本認識。首先，我與美之高層級（軍事）往來，必然牽動北京的超級敏感神經，不但華府一定會考慮對美、中大國關係的衝擊，我們也沒有條件完全不顧及對兩岸關係可能形成的風險，故必須全面的「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其次，「美台軍事交流之國會意見」僅為幾千個項次總和的《國防授權法》中之極小片段，何況台北與華府時差13小時，且層級越高的官員、將領越忙碌，要放下至少1周 的公務出訪，定屬層峰交辦、確有必要或可有所收穫的急事要事，否則難以成行。再次，新《國防授權法》所列舉有關美、台軍事合作，歷年來均已逐漸擴充實施，多非全新項目，因此在新法為提升交流層級開門之後，如何能跨越現有基礎，開創兩軍往來更好的誘因與更大的利益，難度亦隨之升高。美國第一次透過授權法將雙方高階軍事交流寫進法案中，然徒法不足以自行，執行效率程度如何，還要看川普新政府上台後與我方的後續規畫。美國行政部門在依法實踐上，仍有極大的裁量權，有利則擴充解釋執行，無利則藉故推遲拖延，例證不勝枚舉。即使如此，依多年之經驗，關鍵仍在我們自己！因此，我們必須從三個方面認真思考規畫。第一是「談什麼」。有沒有對我至關重要並且美國認為有價值，需要雙方政務高層與將領當面會談的戰略層級課題？第二是「怎麼談」。有沒有設定目標與優先排序、會談的攻防策略、未來落實計畫與追蹤管制？第三是「誰來談」。主政官員與主責將領有沒有令對手欣賞折服的廣博學識、兵學素養、性格特質、語言能力？在美國政權交接之際、亞太安全多事之秋、兩岸僵局難解之時，對於台、美可能提升的軍事交流，尤須「審慎崇實」，以避免在未得實利之前，先壞了美、中、台的盤勢，反增台海緊張。我國與美國有跨越世紀的軍事合作關係，直到今日美國在台協會的聯絡事務組（武官處）的標誌，仍將二次大戰的中印緬戰區臂章以及飛虎隊隊徽鑲嵌在台灣地圖之上。我們不忘共患難的歷史，亦不可妄自菲薄，在此台灣戰略要域，共同書寫兩軍合作的新篇章。（作者為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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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37年，但台、美軍事關係依然在低調中強勁發展。歐巴馬總統在即將離任的耶誕節前夕，簽署《2017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首度載入台、美高階國防官員交流。這是多年來我國外交與國防官員接棒努力的成果，也反映近年來美國國會友我力量的凝聚，同時也為新一年的美、中、台三邊引來了更難測的想像。美國在與北京建立正式邦交關係後，對於我國與美方的官方接觸，即單方面設置了許多障礙，在我們看來非必要且不合理，例如：我國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只能過境，不得正式訪美；我國外交部長、國防部長可赴美國，但不得靠近華府地區；我國駐美官員只能約對口在外洽公，但不得進入官署；曾為我國駐美大使官邸的雙橡園，只能從事社交活動，政府官員、甚至軍校教授均不得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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